近日報載，A公司以販售進口蛋為業，縣市政府為釐清進口蛋之流向，以其行政法上之職權，約談業者並調取相關進出貨交易單據。經查，A公司於於112年4月到9月之間，對外販售總計230萬3330顆進口蛋至特定通路，但所販售之蛋品，有有效日期與原箱外包裝有效日期不實之違規情形，於是縣市政府依法重罰200萬元，並且縣市政府以A公司疑有以次品充好品的詐術，以及效期標示涉虛偽標記獲取利益之嫌，向地檢署告發，移送檢調進行刑事偵查程序。

警察為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行為，於特定路口實施酒測臨檢。一輛B男駕駛之車輛，車內有明顯酒味，經實施酒測後，B男酒測呼氣值約為每公升2.71毫克；又一輛C男駕駛之車輛，車內無明顯酒味，警方仍慣例實施酒測，C男酒測呼氣值約為每公升0.16毫克；再一輛D男駕駛之車輛，車內有明顯酒味味，但經實施酒測，D男酒測呼氣值約為每公升0毫克，車輛酒味來源經查明為噴灑酒精消毒所致。警方將B男依刑法公共危險罪現行犯移送地檢署偵辦；將C男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，開立新台幣1萬5000元罰單；D男則是當場離開。

以上案例，共同所涉及的議題是行政違規行為與刑事不法行為之界線。當行為是行政違規行為，屬行政罰之範疇，適用行政罰法。至於為刑事不法行為，則屬刑法。一般來說，刑法對民眾之不利益，重於行政罰。

一個行為究竟何時屬行政違規行為，何時屬刑事不法行為，此一問題，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意旨曾經表示意見：「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，認為「行政罰」與「刑罰」本質有所不同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，而是因法律的規定，故稱為「法定犯」；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，無待法律規定，即具有可非難性，稱為「自然犯」。然而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，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性，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，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，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。是以，典型的刑事犯較諸典型的行政犯，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，對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，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絕對的不同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，所作逐漸的進階式劃分，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，立法者得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，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，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。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由書揭示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，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、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，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……。即對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，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，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」意旨即明。因此，立法政策改變，就同一行為的處罰，無論由「行政罰」轉變為「刑事罰」，或由「刑事罰」變更為「行政罰」，均屬法律的變更，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，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，自應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「從新從輕原則」予以決定。」

簡而言之，以目前我國之法律而言，不乏有對一本質上相同，但量不同的行為，同時有「行政罰」及「刑罰」之法律規定。

所以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本文規定「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」，同條第2項也規定「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、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，

就上開蛋品以次充好、標示不實之案例，及酒後駕車之案例，倘若程序上已涉刑事不法，則優先適用刑法，案件由檢調辦理；倘若程序上只涉及行政不法，則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定，案件由行政上的主管機關辦理。